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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官污吏傳》，感觸頗深，該傳記所列的清代貪官，很多我還是前所未聞，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果然不為虛傳。由此，可以認清官吏如何因貪欲而不擇手段，可以看穿麋費貪腐如何成為社會政治毒瘤，可以縱觀清朝如何由盛至衰，以至滅亡的歷史。?《貪官污吏傳》是對“當官發(fā)財”的生動寫照。其中，最為人所熟知的自然是和珅。他原在鑾儀衛(wèi)充當校尉，雖學問淺，但善于逢迎，遂升為內務府大臣、戶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和軍機大臣。他斂財的重要手段是克扣軍餉，在乾隆庇護下，他搜刮的金銀器物字畫房產，總值二十億兩白銀，相當于當時政府二十年的財政收入；傳記中所載最大的貪官，則是明珠。明珠，字納蘭，乃康熙年間當朝首相，曾任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權勢最盛。明珠性狡猾，貌慈善。見人輒用甘語柔顏，當時為他所籠絡的官員很多。他納賄方式主要是“賣官鬻爵”，往往又以官位好壞論價。凡督撫等省部級官員空缺，就必“托人輾轉販賣，滿其欲壑而后止?！本褪窃诔ⅰ熬徘洹贝蟪悸毼灰灿伤A定，任意派缺。其余如嘉慶年間直隸司書王麗南，道光年間兩江總督牛鑒，光緒年間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崇勛，廣東海關監(jiān)督崇禮，廣西提督蘇元春，駐藏大臣瑞洵，督辦墾務大臣貽谷等等，所用的手段則無不涉及官商勾結，貪贓枉法，以公肥私，榨取民脂民膏和牟取暴利。

評價

眾所周知，乾隆中葉以前，乃是康乾盛世頂峰，之后，隨著國力日益強盛，商品經濟迅速發(fā)展，奢侈腐化開始成風。從乾隆六巡江南，沿途官吏接駕送駕的豪華排場，可見麋費至極。有此先例，上行下效，其他官員就紛紛效仿，以鋪張浪費和貪腐為本事。如乾隆年間云貴總督恒文和云南巡撫郭一裕，徇私舞弊、中飽私囊；連續(xù)三任兩淮鹽政高恒、普福和盧見曾，貪污總額達一千萬兩；浙江巡撫王亶望在甘肅任內貪污賑災糧，牽連官吏六十余人；連一向號稱清苦的六部大員，也利欲熏心、挖空心思地尋找貪污門路。正如史學專家鄧之誠教授所說：乾隆帝的軍旅之費、土木游觀，悉索之于和珅，和珅索之于督撫，督撫索之于州縣，而州縣官又索之于廣大勞動人民。真所謂文官貪贓、武官克餉，無官不貪，無吏不暴。由于朝野內外貪污聚斂、營私舞弊之風彌漫，到嘉慶、道光兩朝，清廷財政日益拮據，便靠捐納彌補財政不足。于是，官場上到處充斥著以錢買官之人，仕途擁塞不堪。這些官吏到任后，首先想到和要做的便是盡快把買官的成本撈回，然后再賺取更多錢財。這種貪黷行為直接導致官吏的橫征巧奪，國家財政收入銳減，以至于官場黑暗，吏治腐敗，階級矛盾更趨激化。當然，污濁之中亦有清廉，如乾隆四十七年，江南道御史錢灃上疏彈劾山東巡撫國泰、布政使于易簡貪縱營私、吏治廢弛。最終案件查實，貪官被賜令自盡于刑部大牢。向錢灃這樣為官清貧，敢于碰硬敢于彈劾大員的實在不多，他甚至御寒的衣服都缺，終至積勞成疾，英年早逝。

貪污腐化是一個國家和政權最嚴重的問題，尤其是高官集團貪腐和屢禁不止的貪腐暴政，勢必會嚴損政府形象，激起社會混亂，引來民眾的反抗。哲學家說，腐敗現象，都與不公正的商業(yè)經濟有關。在中國傳統歷史上，凡堪稱富商巨賈的，單靠經營有方單靠自己的資本遠遠不夠，他們要么有著高深的政界裙帶關系，依靠“近水樓臺先得月”，取得“重要資源專利權”，要么是通過“權財交易，暗箱操作，以權入股”方式，獲得“政策性優(yōu)惠，經營上便利”。正因為如此，才極易取得商業(yè)上的成功，達到“雙贏”目的，然而，這種權力與經濟的結合，最大的損害就是吏治腐化和社會風氣的敗壞。

回顧歷史則可鑒今世，我們更應該徹底反思，那些遺留的劣性，固久的庸風，那些唯利是圖的意識，官商勾結的丑惡，是否已經真正肅清，是否已經不構成對我們的威脅？結論當然是不容樂觀的。明代郭允祀在《官箴》中有句名言：“吏不畏吾嚴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值得為官者細細品味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