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方輿紀要》是清朝初年顧祖禹所撰,中華書局2005年出版?!蹲x史方輿紀要》共130卷(后附《輿地要覽》4卷),約280萬字。原名《二十一史方輿紀要》,古代中國歷史地理、兵要地志專著。常簡稱《方輿紀要》。共一百三十卷。作者于明亡后隱居不仕,歷時三十年,約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成書。著重考訂古今郡縣變遷,詳列山川險要戰(zhàn)守利害。

中文名

讀史方輿紀要

定價

596.00元

作者

顧祖禹

出版時間

2005年3月1日

出版社

中華書局

裝幀

平裝

ISBN

9787806223062

作者簡介

南直隸常州府無錫縣?

內容簡介

讀史方輿紀要

《讀史方輿紀要》綜記“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zhàn)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跡”,具有濃厚的歷史軍事地理學特色,其核心在于闡明地理形勢在軍事上的戰(zhàn)略價值。它首先指出,戰(zhàn)守攻取應以分析地理形勢為基礎,無論“起事”之地,或“立本”之地,都須“審天下之大勢”而后定,否則,不免于敗亡。如“立本”之要在于擇都,拱衛(wèi)首都乃是軍事建設的重心。以明代北京為例,主張多層設防:近畿三輔;內三關;薊州(今天津薊縣)、宣府(今河北宣化)、保定三點相互為援;九邊(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薊州、太原、固原)與三衛(wèi)(今河北東北部、長城外及遼寧西部一帶),以及三齊(今山東淄博、平度、泰安一帶)、秦晉之地,皆需駐兵,構成多層藩籬。

該書有關歷代州域形勢部分,綜述明以前各代州郡位置、形勢,及其與用兵進退之策和成敗的關系。各省方輿部分,按明末清初的政區(qū)分述十五省的府、州、縣形勢與沿革、區(qū)劃,以及各處歷代所發(fā)生的重要戰(zhàn)爭。這兩部分形成歷代地理形勢、沿革、區(qū)劃與戰(zhàn)史渾然一體的獨特風格,構成全書的主體。輿圖要覽部分,實為明代最完備的兵要圖籍,由概況說明、圖、表組成。概況說明,總論天下大勢,分論各省形勢、山川險易、物產戶口、邊腹要地設防、兵員糧餉等情況;地圖,除一省一圖外,另有總圖、京師圖、九邊圖說、河海漕運圖等;表,列有府州縣、山川險要,衛(wèi)、所、關城的沿革、方位、區(qū)劃、財賦、丁差、民情。書中在論及地理形勢的戰(zhàn)略價值時,注意到“設險以得人為本”,不能只憑地利決定勝敗。要求明白“險易無常處”之理,靈活運用地利。

該書為兵家所重,被譽為“千古絕作”、“古今之龜鑒、治平之藥石”,是研究中國軍事史、歷史地理的重要文獻。

作者簡介

顧祖禹像

顧祖禹

:字瑞五,號景范,南直隸常州府無錫縣(今江蘇無錫人),生于明崇禎四年(1631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由于久居無錫城東宛溪,被學者稱為宛溪先生。他自幼聰穎過人,好學不倦,背誦經史如流水,且博覽群書,尤好地理之學。

崇禎十七年(1644年),清兵入關,顧祖禹隨父避居常熟虞山,長期躬耕授業(yè),過著“子號于前,婦嘆于室”的清貧生活。雖如此,亦恥于追名逐利,走入仕途。相反,選擇了以著書立說為手段,以圖匡復亡明的道路。秉承父親遺命,立志著述《讀史方輿紀要》,“蓋將以為民族光復之用”。

自1659年始,他邊教私塾,邊開始《讀史方輿紀要》的著述。

1674年,三藩起兵,顧祖禹只身入閩,希望投靠耿精忠,借其力達到反清復明的目的,但未被耿精忠收用,只好重返故里,繼續(xù)撰寫《讀史方輿紀要》??滴跄觊g,雖曾應徐乾學再三之聘,參與《大清一統(tǒng)志》的編修,但堅持民族氣節(jié),不受清廷一官一職,書成后甚至拒絕署名。在此期間,顧祖禹利用工作之便,遍查徐氏傳是樓藏書,為《讀史方輿紀要》的修撰,積累了大量資料。

經過30余年的筆耕奮斗,約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前,也就是顧祖禹60歲左右時,終于完成了這部舉世聞名的

歷史地理巨著

。

書序

原文

客謂顧子曰:“子所著《方輿紀要》一書,集百代之成言,考諸家之緒論。窮年累月,矻矻不休。至于舟車所經,亦必覽城郭,按山川,稽里道,問關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與從容談論,考核異同。子于是書,可謂好之勤,思之篤矣!后有起者,考求險要,辨別攻寺,遠而周知天下之故,近面都邑之間,非子之書,何所適從焉?”

余曰:“否,否,不然!古人有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饔诮呈握?,或昧于雕鏤之細。予也未嘗溯江河,登恒岱,南窮嶺海,北上燕冀。間有涉歷,或拘于往返之程,或困于羈旅之次,不獲放曠優(yōu)游,博觀廣詢。間嘗按之圖畫,索之典籍,亦舉一而廢百耳。又或了了于胸中,而身至其地,反若聵聵焉。所謂‘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者,不可勝數也。余之書,其足據乎?且孫子有言:‘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xiāng)導者,不能得地利?!蛘摫睿鐚O子;而論地利之妙,亦莫如孫子。使信余之書而不取信于鄉(xiāng)導,譬之掩耳而求聞,閉目而求見,所誤必多矣!

“且夫地利亦何常之有哉?函關、劍閣,天下之險也。秦人用函關卻六國而有余,迨其末也,拒群盜而不足。諸葛武侯出劍閣,震秦隴,規(guī)三輔;劉禪有劍閣而成都不能保也。故金城湯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土婁)之邱、泛濫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為敵難。是故九折之坂、羊腸之徑,不在邛崍之道、太行之山;無景之豁、千尋之壑,不在岷江之峽、洞庭之津。及肩之墻,有時百仞之城不能過也。漸車之澮,有時天塹之險不能及也。知求地利于祟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即在指掌之際,烏足與言地利哉!善乎,孫子之言曰:“我不欲戰(zhàn),雖畫地而守之,敵不能與我戰(zhàn)。我欲戰(zhàn),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zhàn)?!比粍t變化無窮者,地利也。地利之微,圖不能載,論不能詳,而變化于神明不測之心;所謂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者乎?故曰:方圓奇偶,千秋不易也,伏羲以之畫八卦,大禹以之演九疇。伍兩卒旅,千秋不易也,武侯以之列八陣,李靖以之變六花。城郭山川,千秋不易也,起于西北者可以并東南,而起于東南者又未嘗不可以并西北。故曰:不變之體,而為至變之用;一定之形,而為無定之準。陰陽無常位,寒暑無常時,險易無常處。知此義者,而后可與論方輿。使銖銖而度之,寸寸而比之,所尖必多矣。吾嘗考蒙古之用兵,奇變恍惚,其所出之道,皆師心獨往,所向無前。故其武略比往古為最高。彼豈嘗求之于山海之圖、里道之志哉?然則求地利于吾書,無乃猶是刻舟之見乎?吾慮舉足動步或將有礙焉者也。客其益廣所聞,無過恃吾之書也已?!?/p>

或曰:“審如子言,則鄉(xiāng)導之于地利重矣。然則子之書其可廢乎?”

曰:“何可廢也?孫子言不用鄉(xiāng)導者不能得地利。然不得吾書,亦不可以用鄉(xiāng)導。夫南行之不可以北轅也,東泛之不可以西楫也,此易知也。西北多山,而未嘗無沮洳之地;東南多水,而未嘗無險仄之鄉(xiāng)。此易知而不易知者也,且夫一指蔽前,則泰山不見;十步易轍,則日景不分。使其惘惘焉左陷大澤而不知,前入深谷而不悟,乃欲執(zhí)途之人而求其為鄉(xiāng)導,鄉(xiāng)導其可恃乎哉?何也?鄉(xiāng)導用之于臨時者也,地利知之于平日者也。平日未嘗于九州之形勝、四方之險易,一一辨其大綱,識其條貫,而欲取信于臨時之鄉(xiāng)導,安在不為敵所愚也?是故先知馬陵之險,而后可以定入魏之謀;先知井陘之狹,而后可以決勝趙之計。不然,曹瞞之智,猶惕息于陽平;武侯之明,尚遲回于子午。乃謂求地利于臨時,而不求地利于平日,豈通論哉!是故途有所必由,城有所必攻,此知之于平日者也。欲出此途而不徑出此途者,乃善于出此途者也;欲攻此城而不即攻此城者,乃善于攻此城者也。此知之于平日,而不得不資于臨時者也。攻則攻敵之所不能守,守則守敵之所不能攻;辨要害之處,審緩急之機;奇正斷于胸中,死生變于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為權衡焉。此固大將之任,而非可問之于鄉(xiāng)導者也。凡吾所以用多用少、用分用合、用實用虛之處,既已灼然知之,而后博求之于鄉(xiāng)導,從其可信,缺其可疑,以善吾地利之用,豈徒寄耳目于仆夫云爾哉!此吾書所以必不可廢也。

“且不獨行軍之一端也。天子內撫萬國,外蒞四夷,枝干強弱之分,邊腹重輕之勢,不可以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經邦,凡邊方利病之處,兵戎措置之宜,皆不可以不知也。百司庶府為天子綜理民物,則財賦之所出,軍國之所資,皆不可以不知也。監(jiān)司守令受天子民社之寄,則疆域之盤錯、山澤之藪慝,與夫畊桑水泉之利、民情風俗之理,皆不可以不知也。四民行役往來,凡水陸之所經、險夷趨避之實,皆不可以不知也。世亂則由此而佐折沖,鋤強暴;時平則以此而經邦國,理人民:皆將于吾書有取焉耳。”

“然則孫子之說固未當乎?”

曰:“非也。孫子之言,國以地利者行軍之木,而鄉(xiāng)導者地利之助也。先知地利,而后可以行軍。以地利行軍,而復取資于鄉(xiāng)導,夫然后可以動無不勝。凡吾所以為此書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無所適從者任天下之事,舉宗廟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此先君子所為憤痛呼號扼腕,以至于死也。予小子既已奉遺命,采舊聞,旁搜記載,規(guī)之正史,稍成一家之言。合為一十八部,分為百三十卷。藏之家塾,以俟來者。”

翻譯

有客人對我說:“您所寫的《讀史方輿紀要》這部書,匯集了歷代已成定論的論述,考究了諸家發(fā)而未盡的言論。您年復一年、月復一月,孜孜不倦地寫。每到坐船乘車經過的地方,也總是觀覽那里的城邑,考察那里的山川,鄉(xiāng)里、道路,查問那里的關卡渡口,以至于那里往來販賣的商人,戍守邊防的軍士,有時也同他們從容不迫地交談討論,考查審核諸家之說的異同之處。您對這部書,可以說是下了苦功夫,考慮得很深入!后代有立志起事的人,想要考察尋求險要之地,判別適于攻守之處,從遠處說要周密地了解天下各地的事情,從近處說想詳盡地了解都城之間的情況,不是您這本書,將到哪里去了解呢?”

我說:“不,不,不是這樣的!古人說過:‘量某些東西尺還嫌短,量某些東西寸還有余?!芨呙鞯哪竟せ蛟S不擅長雕鏤的技藝。我不曾探尋過長江黃河的水源,登攀過天下所有的名山,往南未走遍五嶺、南海一帶,往北未到過燕冀故地。間或有親自游歷過的地方,但有時受到往返行程的限制,有時被困在旅途之中,不能夠心情曠達、悠閑自得,廣泛地觀覽詢問。間或也曾在地圖上查考某地的地形,在典籍中尋找前人的論述,也不過是舉出一點而遺漏了大部分罷了。有時候,心里似乎明白,但親身到了那個地方,倒象是又糊涂了。古人說過‘見到的事有不同的說法,聽到的事有不同的說法,通過別人轉述而得知的事又有不同的說法’,這種情況多得數不完。我的書,難道就能夠作為依據嗎?況且孫子說過:‘不熟悉山林險關沼澤等地形情況的,不能行軍。不利用向導的,就不能找到有利的地勢?!務摫ㄕ劦酶呙睿瑳]有誰比得上孫子。談論地利談得高妙,也沒有誰比得上孫子。假如只相信我的書而不從向導那里得到當地的真實情況,這種做法就好象是捂上耳朵卻想聽到聲音,閉上眼睛卻想看見東西,錯誤的地方一定很多啦!

“再說,地理的優(yōu)勢又有什么經久不變的呢?函谷關、劍閣,是天下的險要之地。當初秦國利用函谷關的險勢打退東方六國的進攻還綽綽有余,可是等到秦的末世,抵御四方群盜還嫌它不夠險要。諸葛武侯出兵劍閣,威震秦隴,謀取三輔之地;而劉禪雖然據有劍閣之險卻連成都也保不住。所以,縱然是鐵打的城墻、滾燙的護城河,要是沒有適當的人來把守它,連低矮的小山、地面的淺水都比不上。有了適當的人,縱使是枯木朽株,都可以用來給敵人造成困難。因此,彎彎曲曲的坡道、狹窄曲折的羊腸山路,不一定就在邛崍道中、太行山上;日光照不到的深谷,千丈深的山溝,不一定就在岷江峽谷、洞庭湖濱。才夠得著肩的矮墻,有時連百丈高的城墻也不能超過它的作用。只能浸濕戰(zhàn)車車輪的小水溝,有時連深廣險惡的江河也不一定比得上它的作用。只知道在高山深谷、名城都市之間尋求地利,而不懂得地利就在熟悉地形并善于利用地形之中,這樣的人,哪里值得與他談論什么地利呢?孫子說得真好啊,他說:‘我不想打的時候,即使是在地上畫出一道界線來防守,敵人也無法與我交戰(zhàn)。我想打的時候,敵人即使筑高營壘,挖深濠溝來防守,也不得不同我交戰(zhàn)。’既然如此,那么變化無窮的就是地利了。地利的精深微妙,地圖不能一一記載,典籍的論述不能詳盡完備,只是在神妙莫測的心中千變萬化。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情況吧?聽以說,方圓奇偶之數,千秋萬代不會改變,但伏羲氏用它畫出了八卦,大禹用亡推演出了九種大法。伍、兩、卒、旅這些軍隊的編制,千秋萬代不會改變,但諸葛武侯用它排出了八陣法,李靖用它創(chuàng)造出了六花陣。城邑山川,千秋萬代不會改變,從西北方興起的人可以利用它來兼并東南之地,而從東南方興起的人又未嘗不能利用它來兼并西北之域。所以說:不變的本體,卻有千變萬化的作用;固定的形狀,卻可作為不同形狀的準則。陰和陽沒有恒久的位置,冷熱寒暑沒有固定的時間,險要和平易沒有不變的地方,懂得了這個道理,然后才可以同他談論地理。如果一銖一銖地稱東西,一寸一寸地量東西,到頭來造成的差誤一定很多。我曾經考究過蒙古人的用兵,真是變幻奇特、不可捉摸,他們出兵的途徑和方法,都是靈活運用,所向無敵。所以他們的軍事謀略比起前人來是最高明的。他們難道曾在標有山川關塞的地圖和記載鄉(xiāng)里道路的志書上尋求過地利嗎?既然如此,那么只知從我的書中尋求地利,恐怕還是刻舟求劍一般的見解吧。我擔心象這樣一舉足一動步可能將會有阻礙的。您還是多多增長、擴大見聞吧,不要過于依賴我的書了。”

有人說:“果真象您說的那樣,向導對地利來說就太重要了。倘若如此,那么您的書就可以廢棄了嗎?”

我說:“怎么可以廢棄呢!孫子說不用向導的就不能得到地利。但是沒有我的書,也就不可能利用向導。要向南行車的不可以向北駕轅,要向東泛舟的不可以向西劃船,這是容易明白的。西北地區(qū)有很多山,但未嘗沒有泥潭沼澤之地,東南地區(qū)有很多河湖,但未嘗沒有險要不平之地。這就是既容易明白又不容易明白的。再說,一根手指擋在眼前,就連泰山也會看不見;沒走幾步而改變車道,就連方向也會分不清。假如在行軍、作戰(zhàn)的時候惘惘然拿不定主意,向左走會陷入大沼澤卻不知道,向前闖會跌進深谷卻不能察覺,這才想抓住過路的人求他做向導,這樣的向導還能依賴嗎?這是為什么呢?向導是臨到事情發(fā)生時才用他的,地利卻是平時就應該熟悉它的。平時不曾對天下地形優(yōu)越的地方、各地地勢的險易,一一辨明它們的基本情況,記住它們的條理,卻想從臨時的向導那里取得真實情況,這樣的人怎能不被敵人愚弄呢?因此,孫臏只有事先了解馬陵地勢的險惡,然后才能根據它決定進攻魏國的謀略;韓信只有事先了解井陘關隘的狹隘,然后才能依據它決定打敗趙國的計策。不這樣的話,連曹操那樣的聰明,還會在陽平關惶恐不安;連孔明那樣的智慧,還會在于午谷徘徊不前。不懂這個道理,卻說可以臨時從向導那里求得地利,而不必在平時尋求地利,這難道是通達的議論嗎?因此,路有必定要經過的,城有必定要攻打的,這是平時就應該知道的。想從這條路出兵卻不徑直從這條路出兵的人,才是善于從這條路出兵的人;想攻打這座城卻不立即攻打這座城的人,才是善于攻打這座城的人。這是平時雖已知道卻不得不臨時借助于向導的。要進攻就攻打敵人無法防守的地方,要防守就戍守敵人無法進攻的地方;辨明要害的地方,細察緩急的關鍵;用兵的特例和正例能在胸中作出決斷,勝敗存亡可在掌上發(fā)生變化,根據地利在什么地方作出衡量比較。這些本來就是大將的職責,而不是可以從向導那里問來的。凡是我該用大部隊或小部隊,該分兵或合兵,該實或該虛的地方,都已清清楚楚地了解了,然后才可以從向導那里廣泛地征求情況,聽從他們的可信之言,廢棄他們的可疑之詞,以便使我地利的作用更加完善,怎么可以徒然使自己的視聽受到別人的左右呢?這就是我的書必定不可廢棄的原因。

“況且不僅僅是用兵作戰(zhàn)這一方面的事。天子對內要安撫各諸侯國,對外要視察四方少數民族政權,地方和中央強弱的分別、邊疆和內地位置輕重的形勢,是不能不知道的。宰相輔佐天子治理國家,舉凡邊防上的利害之處,軍隊怎樣安排適當,都是不能不知道的。管理各種事務的官府替天子全面治理人民掌握萬物,那么財貨賦稅出自什么地方,軍務國政用什么來資助,都是不能不知道的。府守縣令等地方官受天子和百姓的寄托,那么各行政區(qū)域之間疆界的錯綜復雜,山林川澤中何處物產豐富何處生長惡物,以及種田、養(yǎng)蠶、水源的功用,民情、風俗如何,都是不能不知道的。至于士農工商之人旅行往來,舉凡水路陸路經過的地方、地形的險惡與平坦、何處可以疾行何處需要回避的實際情況,也都是不能不知道的。社會混亂就根據這些來幫助天子制敵取勝,鏟除強暴;時代清平就根據這些來治理國家,管理人民:凡此種種,都將從我的書中得到啟發(fā)?!?/p>

有人說:“既然這樣,那么孫子的說法本來就不允當嗎?”

我說:“不是的。孫子的話,本來就認為地利是用兵作戰(zhàn)的根本,而向導是求得地利的輔助條件。只有先了解地利,然后才能用兵作戰(zhàn)。根據地利條件用兵作戰(zhàn),并且又從向導那里取得幫助,這樣才能做到行動起來沒有不取勝的。大凡我寫這部書的目的,也正是特別希望世人能預先了解地利。不是預先了解地利,而是在情況危急的時候用惘然無所適從的人擔任天下大事,無異于把國家的重要東西端出來,總有一天會束手無策,把它給與別人。這正是先父悲憤痛心至極,以至于死去的原因。我奉了先父的遺囑,采訪了過去的傳聞,搜集了其他的記載,用正史對它們加以證實,逐漸形成一家之言。此書合為十八部,分成一百三十卷。我把它藏在家墊之中,等待今后能了解自己的人。”

特點

《讀史方輿紀要》

共130卷(后附《

輿地要覽

》4卷),約280萬字,綜觀全書有如下特點:

一、選材得當,體裁新穎。

《讀史方輿紀要》選取材料與一般地志不同。著重記述歷代興亡大事、戰(zhàn)爭勝負與地理形勢的關系,而游觀詩詞則大多“汰去之”。前9卷撰述歷代州域形勢。接著,以114卷之多,以明代兩京十三布政使司及所屬府州縣為綱,分敘其四至八到、建置沿革、方位、古跡、山川、城鎮(zhèn)、關隘、驛站等內容。與各地理實體有關的重要史實,附系于各類地名地物之下。并常在敘述中指出該地理實體得名的原由。隨后,以6卷記述“川瀆異同”,作為“昭九州之脈絡”。最后一卷是傳統(tǒng)之說“分野”,作天地對應,有“俯察仰觀之義”。前面歷代州域形勢以朝代為經,以地理為緯;后面分省則以政區(qū)為綱,朝代為目,全書經緯交錯,綱目分明,且自作自注,敘述生動,結構嚴謹,讀之趣味無窮。

二、具有濃厚的軍事地理色彩。

顧祖禹著述《讀史方輿紀要》的主要目的之一既然是為反清復明之需,當然十分注重對于軍事的記述。他鑒于明朝統(tǒng)治者不會利用山川形勢險要,未能記取古今用兵成敗的教訓,最后遭致亡國的歷史,在書中著重論述州域形勢、山川險隘、關塞攻守,引證史事,推論成敗得失,“以古今之史,質之以方輿”。詳細記載歷代興亡成敗與地理環(huán)境的關系,而對名勝古跡的記載則相對簡單得多。不僅前面9卷專門論述歷代州域形勢,而且每省每府均以疆域、山川險要、形勢得失開端。各省形勢及其在軍事上的重要性,皆有總序一篇進行論述?!稓v代州域形勢》和各省山川險要總論,幾乎每篇都是甚有價值的軍事地理論文。

而且每敘述某一地理實體時,必窮根究源備述其軍事上的地位和價值。顧祖禹認為,地利是行軍之本。地形對于兵家,有如人為了生存需要飲食,遠行者需靠舟車一樣重要。只有先知地利,才能行軍,加上“鄉(xiāng)導”的幫助,“夫然后可以動無不勝”。這正是他在《讀史方輿紀要》中,對于地理環(huán)境與戰(zhàn)爭得失成敗的關系著重記述的初衷。難怪張之洞認為“此書專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證。”梁啟超也認為,“景范之書,實為極有別裁之軍事地理”。

三、注重人地關系的

辯證思維

以研究天險地利為主的《讀史方輿紀要》,始終貫穿著天險地利只是成敗得失的從屬條件,而決定的因素還在于社會和人事的正確思想。因為“陰陽無常位、寒暑無常時、險易無常處”。雖是“金城湯池”之故,若“不得其人以守之”,連同“培塿之丘”、“泛濫之水”都不如。如若用人得當,縱使“枯木朽株皆可以為敵難”。也就是說,決定戰(zhàn)爭勝負的原因,地理形勢固然重要,但帶兵將領所起的作用更大。在論述歷代都城的變化和原因時,顧祖禹認為是由許多因素決定的,并非地勢險固決定一切。首先,都城的選擇與當時的形勢有關,此時可以建都的地方,而到彼時則不一定適于建都,其次,是否適合建都不但要看地勢是否險固,攻守是否有利,而且要看交通是否方便,生產是否發(fā)達,對敵斗爭是否有利。由于建都的各種因素是在經常變化的,不能單純考慮山川地勢。他的這種觀點與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基本上是符合的。

四、注重經世致用,有關國計民生的問題尤其重視。

顧祖禹認為:輿地之書不但要記載歷代疆域的演變和政區(qū)的沿革,而且還要包括河渠、食貨、屯田、馬政、鹽鐵、職貢等歷史自然地理和歷史經濟地理的內容。當他開始撰寫時的確對此十分重視,但后來由于各種原因,原稿多有散佚,加上“病侵事擾”,顧不上補綴,但其大略亦能“錯見于篇中”。不過他在論述各地的地理形勢時,盡量做到以地理條件為印證,使歷史成為地理的向導,地理成為歷史的圖籍,互相緊密融匯。全書對于有關國計民生的多寫,無關的少寫,詳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詳,這也是《讀史方輿紀要》有別于其他地理著作之處。由于黃河之患歷來不止,直接對國計民生產生不良影響,因此,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大量輯錄前人治水的主張,以留給后人借鑒。他十分賞識潘季馴的治河方針。認為“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為以水治水之良法,切要而不可易也?!保ā蹲x史方輿紀要》卷126)書中對潘季馴的主張頗多引證。此外,書中對漕運的記載也十分重視。顧祖禹認為漕運相當重要,因為“天下大命,實系于此”。但他反對為了漕運而置運河沿線百姓生命財產于不顧的觀點。在《川瀆異同》中,他以整整一卷的篇幅,論述漕運和海運,又在有關州縣下,詳細記載運河的閘、壩、堤防和濟運諸泉。此外,對于明代農業(yè)經濟發(fā)展較快的蘇松地區(qū),以及揚州、淮安等轉漕城鎮(zhèn)沖要地位,書中都一一作了記載。同時,《讀史方輿紀要》于農田水利的興廢、交通路線的變遷、城邑鎮(zhèn)市的盛衰,都詳略得當地有所記載。由此可見,不但對于軍事地理、沿革地理方面《讀史方輿紀要》有十分重要的記述,而且在經濟地理方面亦有相當可觀的內容。

作品影響

軍事地理

為主,集

自然

人文地理

于一身的

巨著

——《讀史方輿紀要》的撰成,當然與顧祖禹本人的努力分不開。

為了編撰這本巨型歷史地理著作,他先后查閱了二十一史和100多種地志,旁征博引,取材十分廣泛。同時,他也比較注重作實地考察,每凡外出有便必然觀覽城廓,而且對于山川、道里、關津無不注意察看。并且深入作調查,無論過往商旅、征戍之夫,乃至與客人談論時都注意對地理狀況的異同進行考核。但無論實地考察或是調查,囿于條件所限,他都只能“間有涉歷”而已。主要工作還是限于對圖書資料的探索和考校。盡管全書考證嚴謹,描述論證也多確實可靠,但他本人總覺得未能十分滿意,尤其以缺乏只有從實地考察中才能獲得的感性知識為憾事。當然,由于時代與條件的限制,加上全書僅為顧祖禹一人獨撰,難免有疏漏、謬誤之處,但這些并非其主流,毫不影響它閃耀于歷史地理巨著之林的光輝。

《讀史方輿紀要》長期以來由于內容豐富、地名齊全、考訂精詳、結構嚴密,不但勝于唐代成書的《元和郡縣圖志》、宋代成書的《太平寰宇記》,而且超越明代成書的《寰宇通志》、《大明一統(tǒng)志》。若與清代歷史地理巨著、官修的《大清一統(tǒng)志》相比,也是各有千秋,并不遜色。至今仍成為歷史地理學者乃至研究歷史、經濟、軍事的學者們必讀的重要參考書。

作品評價

清初顧祖禹獨撰的《讀史方輿紀要》,頗受后世稱道,被譽為“千古絕作”、“海內奇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