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界的派別，也稱為:流派，并非是宋代的專有或獨創(chuàng)?？梢哉f自有文學作品問世及有記載以來，即有流派的產(chǎn)生和存在。

流派，指的是文藝創(chuàng)作或?qū)W術(shù)思想方面的派別。但是在任何時代，文學藝術(shù)都是和政治、思想等方面息息相關(guān)，緊密相聯(lián)系的。所以說，從文學流派中滋生出來的，除了藝術(shù)，還有宗教、政黨等方面因為內(nèi)部的主張不同而形成的分支或小團體，這個也是派別。并且有成語:拉幫結(jié)派，指的就是這種現(xiàn)象。不過，今天探討的是宋代的詩歌界的流派，自與政治及其他無關(guān)。

自唐代起，因唐代中期散文家韓愈、柳宗元等領(lǐng)導的文學革新運動，以白居易為代表的現(xiàn)實主義詩人所倡導的詩歌革新運動，至后來白居易、張籍、元稹等提倡的新樂府運動等，中國的文學界逐漸產(chǎn)生并且形成了各種的流派。

自晚唐，至宋代，此風愈演愈烈，始由柳開等人倡導，后由王安石、蘇軾、歐陽修等人的努力，最終，各種流派在宋代得到了盛行、推廣及發(fā)展。

如:西昆體。宋初出現(xiàn)的一種形式主義詩風。主要表現(xiàn)在詩歌方面，其特點是專從形式上模仿李商隱，追求詞藻，堆砌典故，講求對偶，以華麗的形式和悠揚的聲韻掩飾其貧乏的內(nèi)容，。代表作家有劉筠、楊億、錢惟演等人。何謂西昆?本指西方的昆侖之山，傳為古代帝王藏書之地。而劉、楊、錢等人適時均身為朝臣，故經(jīng)常能夠出入宮中藏書之處，遂將彼此唱和之作編成《西昆酬唱集》。西昆體即由此得名。其詩作主要歌唱內(nèi)廷待臣的優(yōu)游生活。

婉約派。以秦觀、李清照為代表。其繼承南唐詞的風韻，發(fā)揚柳永詞鋪敘、描寫的特色，又吸取蘇軾詞的個性鮮明的長處，融為一體，形成"詞人之詞"的正宗。在內(nèi)容上堅持“詩莊詞媚"的主張，多以艷情為題材，在形式上則以蘊藉雅正見長，嚴守音律，講究含蓄，語言精麗而清新，情思曲折而真切。

如:秦觀的《望海潮:梅英疏淡》、《踏莎行:霧失樓臺》，李清照的《漁家傲:天接云濤》、《一剪梅:紅藕香殘》等等，均為此派的代表之作。此派對詞壇影響很大，在宋詞的發(fā)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豪放派。是與上述婉約派對舉的宋詞流派。由蘇軾蘇東坡所開創(chuàng)。后經(jīng)南宋詞人辛棄疾發(fā)展而推向高峰。其重要的作家還有張孝祥、張元干、陳亮等人。此派詞人，多有強烈的政治熱情，豪爽的英雄本色，胸懷坦蕩，抱負遠大，故能突破"詞為艷科“的藩籬。凡抒情、狀物、記事、說理、懷古、感舊，無事無意不可入詞，開拓了詞的題材領(lǐng)域。又敢于突破格律束縛，"不喜裁剪以就聲律“，暢所欲言，直抒胸臆。意境雄奇闊大，風格豪邁奔放，語言流麗暢達，把詞引向健康廣闊的道路。蘇軾的《水調(diào)歌頭:明月幾時有》、《念奴嬌:大江東去》，辛棄疾的《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破陣子:醉里挑燈看劍》等等，均為此派別得力之作。

江西詩派。始為北宋詩人黃庭堅所倡。以呂本中所作《江西詩社宗派圖》而得名。但除黃庭堅為江西人外，其余陳師道(江蘇徐州人)、呂本中(安徽壽縣人)、晁沖之(山東巨野人)、陳與義(河南洛陽人)等均不屬江西人，只是以其名為宗派稱之。其中的陳與義，其始并未列入宗派圖中，但是卻被后人推為江西派的重要作家。并且成為以唐代詩人杜甫為"一祖“，以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為"三宗"的江西詩派"一祖三宗"之列。

此派詩人錯誤地認為晚唐詩風及西昆體的弊病主要在于讀書不多及缺乏創(chuàng)作技巧，故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搜獵奇書，穿穴異聞"，強調(diào)"無一字無來處“，崇尚瘦硬，創(chuàng)制拗律。又提出"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說，每襲用前人詩意，略改其詞，則以為工巧，致使摹擬剽襲，造成不良影響之風氣。

姜張格律派。南宋詞派。以姜夔、張炎為首，其他的代表作家有吳文英、高觀國、王沂孫、史達祖、陳允平、周密等。倡導作詞時講究格律聲韻，追求"清空“和"典雅“。

江湖詩派。興于南宋末年。由杭州書商陳起，因刋行《江湖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續(xù)集》、《中興江湖集》等詩歌總集，收有同時代詩人劉克莊、劉過、戴復古、方岳等一百零九家的作品，后遂稱其中所收作家為江湖派。這些作家大都在政治上沒有地位，浪跡江湖，但其思想傾向、藝術(shù)風格及文學主張和藝術(shù)成就，并不相同。

除此較大流派，宋代還有許多或一兩人，或數(shù)知已的各成一體的流派。如:中興四大詩人(尤楊范陸)，永嘉四靈(徐照、徐璣、翁卷、趙師秀的合稱。四人字號均帶“靈"字，故名)，蘇辛(蘇軾、辛棄疾)，蘇門四學士(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和張耒)，大小晏(晏殊及其子晏幾道)及九僧、蘇黃、三蘇、周柳等數(shù)多流派。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流派僅是學術(shù)觀點不同而異，并非現(xiàn)代的勾心斗角，拉幫結(jié)派，另立山頭等等行為！

古代的唐詩宋詞，是我國文化界的魁寶，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在宋朝時代，以各大詩派為主體，如同現(xiàn)在個人崇拜明星、藝人等！

當時宋代初期最有代表性的詩派

一，白體詩派

二，晚唐詩派

三，西昆體系詩派

還有中晚期不太出名的小詩派，但有個別詩人的作品，風格獨具匠心，令人陶醉！

宋代詩歌的成就，足以與唐詩前后輝映，而又獨具一格，各有特色。大致說來，宋詩與唐詩相比，唐詩以情韻勝，宋詩以思想勝。

1、宋初詩人王禹偁初學白居易，轉(zhuǎn)而取法杜甫，獨樹一幟，如七律名篇《村行》曉暢而有清新氣息。

2、楊億、劉筠等則喜李商隱詩，相互酬唱，流行一時，稱“西昆體”。

3、當時影響最大的詩人是蘇軾，他的詩題非常廣泛，形式多樣，說理抒情，自由奔放，如《荔枝嘆》以其社會批判的精神和爽利的健筆，引人矚目。

4、王安石發(fā)展了宋詩好議論、散文化的傾向，他的詠史詩《明妃曲》，議論之精超過前代同類題材的作品。

5、與蘇軾并稱“蘇黃”的黃庭堅，作詩主張“點鐵成金”、“奪胎換骨”，尊崇杜甫，詩風瘦硬生新，被奉為江西詩派的宗主。

6、南宋詩人成長于國家動蕩的環(huán)境，民族矛盾是他們關(guān)注的焦點，杰出的代表有陸游、楊萬里和范成大。陸游是宋代最杰出的愛國詩人，留下詩作近萬首，唱出了杭金復國的最強音，如《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書憤》就集中表現(xiàn)了愛國主題。

文學史上，一般將宋詞分為三大流派：以柳永、秦觀、周邦彥、李清照等人為代表的婉約派；以蘇軾、辛棄疾、張孝祥，張元干等人為代表的豪放派；以姜夔、吳文英、張炎等人為代表的格律派.

不過一般都是分婉約派和豪放派

宋詞的流派

a.婉約派：北宋初年，受到晚唐、五代的詞風影響，以婉約為主。這類詞作以小令為主，辭句婉麗，內(nèi)容偏重男女之情，游子思鄉(xiāng)之嘆，遠人別離之恨。格調(diào)含蓄婉約，后世推為詞的正宗。

b.豪放派：此派之詞是北宋詞壇之大突破。這類作品，氣勢豪邁，意境清新，不拘音律，隨意抒寫。題材廣泛，內(nèi)容或抒發(fā)感情，或議論說理，境界較婉約派擴大，感情亦較奔放。

c.格律派：格律派詞人多精通音律，能自創(chuàng)新詞調(diào)，作品格律嚴謹，音調(diào)諧美，辭句工巧典麗，內(nèi)容以抒情和詠物為主。

宋代詩派從風格上具體地分為四派:

1、第一是以豪邁剛健為主要特征, 即豪放派, 代表有：蘇軾,辛棄疾.

2、第二是以清麗陰柔,婉曲蘊藉為主要特征, 即婉約派； 也是正宗的傳統(tǒng)詞派,上自花間,南唐詞人,以李清照為代表.

3、第三是,是以講究格律,音韻等外在的形式, 即格律派； 以大晟詞人周邦彥為代表.

4、第四是是以雅為理想, 即騷雅派, 以詩人的筆法入詞, 以姜夔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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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于唐朝而言，北宋其實是一個文人結(jié)社意識甚為強烈的國度，此時各種詩派、詞派猶如雨后春筍一般誕生。僅就詩派而言有11個之多，具體為：宋初白體詩派、宋初晚唐詩派、西崑體詩派、北宋革新詩派、蘇詩派、江西詩派、理學詩派、南宋愛國詩派、永嘉四靈詩派、江湖派、宋末遺民詩派。其中，除理學詩派在時間上介入北宋與南宋之外，屬于北宋時期的詩派，主要為宋初白體詩派、宋初晚唐詩派、西崑體詩派、北宋革新詩派、蘇詩派、江西詩派，共6個；而屬于南宋時期的詩派，則有南宋愛國詩派、永嘉四靈詩派、江湖派、宋末遺民詩派，共4個。包括理學詩派在內(nèi)的這11個詩派，上接晚唐五代，下與金、元關(guān)聯(lián)，從而使得具有300年歷史的宋代詩歌創(chuàng)作，一波接著一波，一浪高過一浪，蔚為壯觀。而正是因為有了這些詩派的存在，宋代的詩歌才取得了可與唐詩一比高低的輝煌成就。

一、以詩歌史上的“詩派”為例，其最突出的特點就是“體派合一”，如為嚴羽《淪浪詩話·詩體》所列舉的“建安體、黃初體、正始體、太康體、元嘉體、永明體、齊梁體”與“蘇李體、曹劉體、陶體、謝體、徐庾體、沈宋體、陳拾遺體、王楊盧駱體、張曲江體、少陵體、太白體”等，即均被文學史目之為趙宋以前詩派的依據(jù)，于是也就有了建安詩派、正始詩派、太康詩派，以及太白詩派（“太白體”）、少陵詩派（“少陵體”）、韓孟詩派、元白詩派等名目。同時，歷代的“詩派”又與當時的詩人群體或文人社團關(guān)系密切，如建安詩派之與建安七子，正始詩派之與竹林七賢等，即無不如此。

如上所述，北宋的詩派除去屬于初創(chuàng)階段的理學詩派不計，主要有宋初白體詩派、宋初晚唐詩派、西崑體詩派等6個，在不足170年（960—1127）的北宋詩歌史上，其詩派之多，僅此即可見其端倪。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北宋的這些詩派，均具有較強的文人結(jié)社性質(zhì)，如江西詩派即為其代表。對此，呂本中在《江西詩社宗派圖》中所言“自豫章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鐃節(jié)、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沖之、江端本、楊符、謝薖、夏傀（倪）、林敏功、潘大觀、何覬、王直方、僧善權(quán)、高荷，合二十五人以為法嗣，謂其源流皆出豫章也”[3]云云，即略可證之。但需加指出的是，江西詩派的成員，并非為呂本中在《江西詩社宗派圖》中所列舉之25人，而是還有江端友、吳則禮、蘇癢等數(shù)十人之多。至于方回在《瀛奎律髓》卷二十六評陳與義《清明》詩中所言之“一祖三宗”云云，則更是道出了江西詩派較為明確的結(jié)社意識。所以，從總的方面講，江西詩派的結(jié)社性質(zhì)之較為明顯，乃不言而喻。這一事實表明，以江西詩派為代表的北宋詩派，較之唐代的格律詩派（又稱“沈宋詩派”）、風雅詩派（又稱“陳張詩派”）、山水田園詩派（又稱“王孟詩派”）、邊塞詩派（又稱“高岑詩派”）等而言，顯然是具有很大的區(qū)別的。即是說，存在于唐代的這些詩派中的所有詩人，在他們各自的人生之旅與各種類型的文學活動中，都不曾有過結(jié)社的意念與情愫，而宋代詩人則不然。雖然如此，但北宋各詩派之間也有著一個極為明顯的共同點，即其皆因唐人唐詩而使然。即是說，北宋諸詩派的形成，乃為當時詩人們普遍宗唐的一種必然結(jié)果。

從接受史與影響史的雙重角度進行審視，宋代詩人普遍宗唐（含變唐，下同）已為不爭之事實。而正是因為這種具有普遍性的宗唐現(xiàn)象，才使得北宋的各種詩派應(yīng)運而生。所以，存在于北宋詩歌史上的宋初白體詩派、宋初晚唐詩派、西崑體詩派、北宋革新詩派、蘇詩派、江西詩派，以及具有“南北合一”特質(zhì)的理學詩派，即無一不與唐人唐詩關(guān)系密切，無一不因宗唐而誕生。如宋初白體詩派之“白體”， 宋初晚唐詩派之“晚唐”，即已是將其與唐人唐詩的關(guān)系進行了較為清晰之揭示。所謂“白體”，指的是中唐白居易平易淺顯的詩風。白居易的這一詩風，主要體現(xiàn)在他的閑適詩及晚年與劉禹錫的唱和詩方面，而宋初以徐鉉、李昉、蘇易簡、王禹偁、張詠等為首的一批詩人，即興起了致力于師學與效仿白居易這一詩風的創(chuàng)作熱潮，《蔡寬夫詩話》中的“士大夫皆宗白樂天詩”者，所言即指此。由是，白體詩派即因此而形成。而所謂“晚唐”，是指在宋真宗（998—1022）期間，相繼出現(xiàn)了一批以仿學晚唐賈島、姚合詩歌風格為主的詩人，如魏野、林逋、潘閬、寇準與“九僧”等，即皆為其代表。這些詩人，即被稱之為晚唐詩派，或曰“晚唐體”。對此，方回《送羅壽可詩序》已有載：“晚唐體則九僧最逼真，冠萊公（準）、魯三交（交）、林和靖（逋）、魏仲先父子（魏野、魏閑父子）、潘逍遙（閬）、趙清獻（抃）之父（應(yīng)為其祖趙湘）凡數(shù)十家，深涵茂育，氣極勢盛?！睋?jù)此可知，“晚唐體”在宋初也是一個成員眾多的詩派。賈島與姚合的詩歌，綜而言之，主要表現(xiàn)出了兩大特點，其一是講究苦思苦吟，其二是詩風清淡幽靜，而“晚唐體”詩人所傾心者，亦正在于此，這從潘閬《敘吟》、魏野《冬日抒事》、林逋《湖村晚興》、寇準《春日登樓懷歸》、文兆《送簡長師之洛》、宇昭《贈魏野》等詩，即略可獲知。與白體詩派、晚唐詩派相前后的西崑體詩派，則因仿學李商隱之詩風而名噪當時。嚴羽《滄浪詩話·詩體》云：“李商隱體，即‘西崑體’也。”又，劉攽《中山詩話》云：“祥符、天禧中，楊大年（億）、錢文僖（惟演）、晏元獻（殊）、劉子儀（筠）以文章立朝，為詩皆宗尚李義山（商隱），號‘西崑體’?！彼砸焉鯙榍宄?。

北宋革新詩派的領(lǐng)袖人物，是當時的文壇盟主歐陽修。這一詩派包含著三個詩人群體，即以蘇舜欽、蘇舜元、穆修等人為代表的“東京詩人群”，以梅堯臣、歐陽修等人為代表的“西京詩人群”，以石延年、范諷、張方平等人為代表的“山東詩人群”。在歐陽修的不懈努力下，這三個詩人群最終相互認同，達成共識，并融合為一個以中唐韓愈等人為師學對象的大型詩歌流派，而被梁崑《宋詩派別論》稱之為“昌黎派”。以“昌黎派”稱謂這一詩派是否恰當確切，尚可作進一步之討論，但這一詩派中的詩人大都與韓愈、孟郊、盧仝、張籍等“韓孟詩派”中的人物相關(guān)聯(lián)者，則為事實。以歐陽修為例，其在《讀蟠桃詩寄子美》一詩中就曾自比韓愈，梅堯臣《和永叔澄心堂紙答劉原甫》一詩則有“歐陽今與韓相似”云云，表明歐陽修之詩確與韓愈詩關(guān)系密切，而清人呂之振于《宋詩鈔》中認為“其詩似昌黎”者，又可為之佐證。而還值注意的是，梅堯臣《和永叔澄心堂紙答劉原甫》一詩又有“石君蘇君比盧籍，以我待郊嗟困摧”兩句，將蘇舜欽比作張籍，石延年比作盧仝，梅堯臣則自比孟郊。僅此，則北宋的“昌黎派”即已呼之欲出。

所謂蘇詩派，即梁崑《宋詩派別論》中的“東坡派”。這一詩派雖然是以蘇軾為其中心，但包括蘇軾在內(nèi)的所有成員如“蘇門四學士”、“清江三孔”等，幾乎都屬于宗唐派，即其均不同程度的與唐人唐詩有著某種聯(lián)系。如作為“東坡派”領(lǐng)袖與盟主的蘇軾，盡管“在宋人中獨為大宗”（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一），但其卻“兼擅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之長”（李重華《貞一齋詩說》），并“大放闕詞”于“始自昌黎”的“以文為詩”（趙翼《甌北詩話》卷五），將“柳子厚詩文數(shù)冊常置左右”而目之為“友”。凡此，均為蘇軾尊宗唐人唐詩的具體表現(xiàn)。正因為蘇詩博采眾家之長，才使得“其境界皆開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于筆端”，而成為“韓愈后之一大變也”，并達到了“盛極矣”的至高境地。“蘇門四學士”與“清江三孔”，指的是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7位詩人，前4人之宗唐，拙作《論北宋詩人與唐詩的關(guān)系》一文已進行了具體討論，此不具述。后3人即“清江三孔”，為胞兄弟，有《清江三孔集》傳世，《全宋詩》第15冊、16冊分別著錄其詩，具體為：孔文仲1卷（鄭八四二）、孔武仲7卷（卷八七九至卷八八五）、孔平仲9卷（卷九二三至卷九三一）。僅以“三孔詩”中的“孔平仲詩集”為例，其中的《李白祠堂》、《題老杜集》等詩，即充分表明了孔平仲對李白與杜甫的尊宗敬仰之情。而其著名的《寄孫元忠》，則是一組由38首“集杜句”所構(gòu)成的大型連章體，不僅代表著北宋集杜詩的最高成就，而且于南宋文天祥的《集杜集》也不無影響。而“孔武仲詩集”中的《白公草堂》等詩，所反映的則是孔武仲對于白居易其人其詩的雅好。所有這些，均表明了孔氏兄弟與唐人唐詩的關(guān)系是甚為密切的。所以，從蘇軾的“兼擅李、杜、韓、白之長”，到“蘇門四學士”以唐人為師學對象，再到“清江三孔”對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景仰之情，則蘇詩派的宗唐脈絡(luò)與宗唐面目，即因此而得以較為清晰之呈現(xiàn)。

相對于李唐等其它朝代而言，趙宋是一個文人結(jié)社意識甚為強烈的國度，所以各種詩派、詞派的誕生，在這一時期有如雨后春筍一般。僅就詩派言，張滌云《中國詩歌通論》第三章《中國詩歌的流派》（上），即論列了11個之多，具體為：宋初白體詩派、宋初晚唐詩派、西崑體詩派、北宋革新詩派、蘇詩派、江西詩派、理學詩派、南宋愛國詩派、永嘉四靈詩派、江湖派、宋末遺民詩派[1]。其中，除理學詩派在時間上介入北宋與南宋之外，屬于北宋時期的詩派，主要為宋初白體詩派、宋初晚唐詩派、西崑體詩派、北宋革新詩派、蘇詩派、江西詩派，共6個；而屬于南宋時期的詩派，則有南宋愛國詩派、永嘉四靈詩派、江湖派、宋末遺民詩派，共4個。包括理學詩派在內(nèi)的這11個詩派，上接晚唐五代，下與金、元關(guān)聯(lián)，從而使得具有300年歷史的宋代詩歌創(chuàng)作，一波接著一波，一浪高過一浪，蔚為壯觀。而正是因為有了這些詩派的存在，宋代的詩歌才取得了可與唐詩一比高低的輝煌成就。

一、北宋詩派：在宗唐中崛起

文學史上的“流派”是一個極為復雜的命題，因為其所涉及的是作家在一定時期內(nèi)的文化背景、文學思想、創(chuàng)作方法、藝術(shù)風格等多方面的內(nèi)容，且其命名的依據(jù)與形式也各不相同，如或著眼于時代（如“唐宋派”），或立足于地名（如“桐城派”），或以總集為切點（如“花間派”），或因風格而緣起（如“本色派”）等，可謂應(yīng)有盡有，不一而足。以詩歌史上的“詩派”為例，其最突出的特點就是“體派合一”，如為嚴羽《淪浪詩話·詩體》所列舉的“建安體、黃初體、正始體、太康體、元嘉體、永明體、齊梁體”與“蘇李體、曹劉體、陶體、謝體、徐庾體、沈宋體、陳拾遺體、王楊盧駱體、張曲江體、少陵體、太白體”[2]等，即均被文學史目之為趙宋以前詩派的依據(jù)，于是也就有了建安詩派、正始詩派、太康詩派，以及太白詩派（“太白體”）、少陵詩派（“少陵體”）、韓孟詩派、元白詩派等名目。同時，歷代的“詩派”又與當時的詩人群體或文人社團關(guān)系密切，如建安詩派之與建安七子，正始詩派之與竹林七賢等，即無不如此。

如上所述，北宋的詩派除去屬于初創(chuàng)階段的理學詩派不計，主要有宋初白體詩派、宋初晚唐詩派、西崑體詩派等6個，在不足170年（960—1127）的北宋詩歌史上，其詩派之多，僅此即可見其端倪。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北宋的這些詩派，均具有較強的文人結(jié)社性質(zhì)，如江西詩派即為其代表。對此，呂本中在《江西詩社宗派圖》中所言“自豫章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鐃節(jié)、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沖之、江端本、楊符、謝薖、夏傀（倪）、林敏功、潘大觀、何覬、王直方、僧善權(quán)、高荷，合二十五人以為法嗣，謂其源流皆出豫章也”[3]云云，即略可證之。但需加指出的是，江西詩派的成員，并非為呂本中在《江西詩社宗派圖》中所列舉之25人，而是還有江端友、吳則禮、蘇癢等數(shù)十人之多。至于方回在《瀛奎律髓》卷二十六評陳與義《清明》詩中所言之“一祖三宗”云云，則更是道出了江西詩派較為明確的結(jié)社意識。所以，從總的方面講，江西詩派的結(jié)社性質(zhì)之較為明顯，乃不言而喻。這一事實表明，以江西詩派為代表的北宋詩派，較之唐代的格律詩派（又稱“沈宋詩派”）、風雅詩派（又稱“陳張詩派”）、山水田園詩派（又稱“王孟詩派”）、邊塞詩派（又稱“高岑詩派”）等而言，顯然是具有很大的區(qū)別的。即是說，存在于唐代的這些詩派中的所有詩人，在他們各自的人生之旅與各種類型的文學活動中，都不曾有過結(jié)社的意念與情愫，而宋代詩人則不然。雖然如此，但北宋各詩派之間也有著一個極為明顯的共同點，即其皆因唐人唐詩而使然。即是說，北宋諸詩派的形成，乃為當時詩人們普遍宗唐的一種必然結(jié)果。

從接受史與影響史的雙重角度進行審視，宋代詩人普遍宗唐（含變唐，下同）已為不爭之事實。而正是因為這種具有普遍性的宗唐現(xiàn)象，才使得北宋的各種詩派應(yīng)運而生。所以，存在于北宋詩歌史上的宋初白體詩派、宋初晚唐詩派、西崑體詩派、北宋革新詩派、蘇詩派、江西詩派，以及具有“南北合一”特質(zhì)的理學詩派，即無一不與唐人唐詩關(guān)系密切，無一不因宗唐而誕生。如宋初白體詩派之“白體”， 宋初晚唐詩派之“晚唐”，即已是將其與唐人唐詩的關(guān)系進行了較為清晰之揭示。所謂“白體”，指的是中唐白居易平易淺顯的詩風。白居易的這一詩風，主要體現(xiàn)在他的閑適詩及晚年與劉禹錫的唱和詩方面，而宋初以徐鉉、李昉、蘇易簡、王禹偁、張詠等為首的一批詩人，即興起了致力于師學與效仿白居易這一詩風的創(chuàng)作熱潮，《蔡寬夫詩話》中的“士大夫皆宗白樂天詩”者，所言即指此。由是，白體詩派即因此而形成。而所謂“晚唐”，是指在宋真宗（998—1022）期間，相繼出現(xiàn)了一批以仿學晚唐賈島、姚合詩歌風格為主[4]的詩人，如魏野、林逋、潘閬、寇準與“九僧”[5]等，即皆為其代表。這些詩人，即被稱之為晚唐詩派，或曰“晚唐體”。對此，方回《送羅壽可詩序》已有載：“晚唐體則九僧最逼真，冠萊公（準）、魯三交（交）、林和靖（逋）、魏仲先父子（魏野、魏閑父子）、潘逍遙（閬）、趙清獻（抃）之父（應(yīng)為其祖趙湘）凡數(shù)十家，深涵茂育，氣極勢盛?！盵6]據(jù)此可知，“晚唐體”在宋初也是一個成員眾多的詩派。賈島與姚合的詩歌，綜而言之，主要表現(xiàn)出了兩大特點，其一是講究苦思苦吟，其二是詩風清淡幽靜，而“晚唐體”詩人所傾心者，亦正在于此，這從潘閬《敘吟》、魏野《冬日抒事》、林逋《湖村晚興》、寇準《春日登樓懷歸》、文兆《送簡長師之洛》、宇昭《贈魏野》等詩，即略可獲知。與白體詩派、晚唐詩派相前后的西崑體詩派，則因仿學李商隱之詩風而名噪當時。嚴羽《滄浪詩話·詩體》云：“李商隱體，即‘西崑體’也?！盵7]又，劉攽《中山詩話》云：“祥符、天禧中，楊大年（億）、錢文僖（惟演）、晏元獻（殊）、劉子儀（筠）以文章立朝，為詩皆宗尚李義山（商隱），號‘西崑體’?！盵8]所言已甚為清楚。

北宋革新詩派的領(lǐng)袖人物，是當時的文壇盟主歐陽修。這一詩派包含著三個詩人群體，即以蘇舜欽、蘇舜元、穆修等人為代表的“東京詩人群”，以梅堯臣、歐陽修等人為代表的“西京詩人群”，以石延年、范諷、張方平等人為代表的“山東詩人群”。在歐陽修的不懈努力下，這三個詩人群最終相互認同，達成共識，并融合為一個以中唐韓愈等人為師學對象的大型詩歌流派，而被梁崑《宋詩派別論》稱之為“昌黎派”[9]。以“昌黎派”稱謂這一詩派是否恰當確切，尚可作進一步之討論，但這一詩派中的詩人大都與韓愈、孟郊、盧仝、張籍等“韓孟詩派”中的人物相關(guān)聯(lián)者，則為事實。以歐陽修為例，其在《讀蟠桃詩寄子美》一詩中就曾自比韓愈，梅堯臣《和永叔澄心堂紙答劉原甫》一詩則有“歐陽今與韓相似”云云，表明歐陽修之詩確與韓愈詩關(guān)系密切，而清人呂之振于《宋詩鈔》中認為“其詩似昌黎”[10]者，又可為之佐證。而還值注意的是，梅堯臣《和永叔澄心堂紙答劉原甫》一詩又有“石君蘇君比盧籍，以我待郊嗟困摧”兩句，將蘇舜欽比作張籍，石延年比作盧仝，梅堯臣則自比孟郊。僅此，則北宋的“昌黎派”即已呼之欲出。

所謂蘇詩派，即梁崑《宋詩派別論》中的“東坡派”。這一詩派雖然是以蘇軾為其中心，但包括蘇軾在內(nèi)的所有成員如“蘇門四學士”、“清江三孔”等，幾乎都屬于宗唐派，即其均不同程度的與唐人唐詩有著某種聯(lián)系。如作為“東坡派”領(lǐng)袖與盟主的蘇軾，盡管“在宋人中獨為大宗”（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一），但其卻“兼擅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之長”（李重華《貞一齋詩說》），并“大放闕詞”于“始自昌黎”的“以文為詩”（趙翼《甌北詩話》卷五），將“柳子厚詩文數(shù)冊常置左右”而目之為“友”[11]。凡此，均為蘇軾尊宗唐人唐詩的具體表現(xiàn)。正因為蘇詩博采眾家之長，才使得“其境界皆開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于筆端”，而成為“韓愈后之一大變也”，并達到了“盛極矣”的至高境地[12]?！疤K門四學士”與“清江三孔”，指的是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7位詩人，前4人之宗唐，拙作《論北宋詩人與唐詩的關(guān)系》[13]一文已進行了具體討論，此不具述。后3人即“清江三孔”，為胞兄弟，有《清江三孔集》傳世，《全宋詩》第15冊、16冊分別著錄其詩，具體為：孔文仲1卷（鄭八四二）、孔武仲7卷（卷八七九至卷八八五）、孔平仲9卷（卷九二三至卷九三一）。僅以“三孔詩”中的“孔平仲詩集”為例，其中的《李白祠堂》、《題老杜集》等詩，即充分表明了孔平仲對李白與杜甫的尊宗敬仰之情。而其著名的《寄孫元忠》，則是一組由38首“集杜句”所構(gòu)成的大型連章體，不僅代表著北宋集杜詩的最高成就，而且于南宋文天祥的《集杜集》也不無影響。而“孔武仲詩集”中的《白公草堂》等詩，所反映的則是孔武仲對于白居易其人其詩的雅好。所有這些，均表明了孔氏兄弟與唐人唐詩的關(guān)系是甚為密切的。所以，從蘇軾的“兼擅李、杜、韓、白之長”，到“蘇門四學士”以唐人為師學對象，再到“清江三孔”對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景仰之情，則蘇詩派的宗唐脈絡(luò)與宗唐面目，即因此而得以較為清晰之呈現(xiàn)。

因呂本中《江西詩社宗派圖》而得名的江西詩派，由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詩人為黃庭堅，所以被奉為“宗派之祖”，其馀則皆被列為“法嗣”。但無論是“宗派之祖”抑或“法嗣”諸人，在尊宗與師學唐人唐詩方面，幾乎無一例外，對此，上引方回《瀛奎律髓》中的“一祖三宗”說，即已透出了此中的些許信息。所謂“一祖三宗”，是指以杜甫為“祖”，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為“宗”，其所反映的是以黃庭堅為代表的江西詩派，均與杜甫其人其詩相關(guān)聯(lián)，即這一詩派“是以學杜甫為號召的”[14]。黃庭堅詩宗杜甫，不僅《宋史》本傳有“其詩得法杜甫”的明確記載，而且其集中的《次韻伯氏寄贈蓋郎中喜學老杜詩》、《老杜浣花溪圖引》等詩，以及《答洪駒父書》中的“老杜作詩……無一字無來處”云云，亦足以證實之。而在具體的藝術(shù)實踐中，黃庭堅于杜詩的師學，主要表現(xiàn)在一些技巧性方面，如其集中的153首拗體七律，即是有意仿學杜甫《白帝城最高樓》等拗體詩的一份重要成果。對此，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五于黃庭堅《題落星寺》的評語中認為“此學老杜所謂拗字吳體格”云云，又可為之佐證。屬于“三宗”之列的陳師道，雖然在其《后山詩話》中明確提出了“學詩當以子美為師”的主張，但他卻又認為“學杜必須從學黃入手”，而此，也是他在《答秦觀書》中自認為“仆之詩，豫章之詩也”的關(guān)鍵所在。名列“三宗”之末的陳與義，與江西詩派并無師承方面的關(guān)系，但其詩歌卻受黃庭堅等人的影響甚為明顯[15]，且成就甚為突出，特點甚為鮮明，故而方回乃將其歸入“三宗”之列。而實際上，陳與義是江西詩派的一位后期宗主，其之師學杜甫其人其詩者，劉克莊《后村詩話·前集》卷二已曾言之：“及簡齋出，始以老杜為師?！钡惻c義的學杜，重點表現(xiàn)在杜詩的“詩史”特質(zhì)方面，而與黃庭堅、陳師道的偏重法則技巧大相區(qū)別。所以，從宗杜的角度講，江西詩派的形成與確立，其實是北宋中、后期詩人“以老杜為師”的另一種形式的結(jié)晶。

二、南宋詩派：因時局而集聚

與導致北宋諸詩派產(chǎn)生的原因相比，南宋各種詩派的形成，雖然也包含著諸多宗唐方面的因素，特別是對杜甫其人其詩的尊宗等，但更為重要的則是與當時國家的命運、時局緊密關(guān)聯(lián)，因之，鮮明的時代性便構(gòu)成了南宋各詩派之間的一個共同特點。靖康之變后，偏安于臨安一隅的南宋小王朝，雖然曾經(jīng)有過一段短暫時間的社會安寧，但最終由于金、元兩大強敵的經(jīng)常性侵犯，而得以徹底滅亡。而在兩大強敵先后南下侵犯之際，力主抗金與抗元，不僅成為了當時諸多詩人的共識，而且有的直接付諸行動，參加到了抗金的斗爭之中，于是，在伴隨著南宋政權(quán)的建立之初，即誕生了當時的第一個詩派，此即為上舉《中國詩歌通論》所稱道的南宋愛國詩派。而就其創(chuàng)作宗旨言，這個詩派又可稱之為“詩史詩派”[16]。正因此，作為江西詩派余緒的一批詩人，在當時亦因為“靖康恥”的歷史原因而加入到了這一詩派，如陳與義、曾幾、呂本中等，即皆為其中之代表。

南宋愛國詩派是一個時間跨度較大而又詩人眾多的詩派。從發(fā)展史的角度言，這個詩派主要活動于南宋前期，即以金為蒙元所滅的公元1234年為其下限，重要的詩人有曾幾、李綱、宗澤、岳飛、汪藻、王庭珪、鄧肅、葉夢得、張元干、張孝祥、呂本中，以及“中興四大詩人”、辛棄疾等。從總體上講，這是一個既沒有領(lǐng)軍人物也沒有什么文學綱領(lǐng)的詩派，有的只是詩人們的一腔熱血與赤誠，而收復中原，驅(qū)逐金兵，解救淪陷區(qū)人民于水火，即成為了這個詩派詩人們最堅強的信念，以至于以身殉國也在所不惜，如高歌著“馬蹀閼支血，旗梟可漢頭”（《送紫巖張先生北伐》）的岳飛，即為其代表之一。由于國難與信念的雙重使然，這個詩派的詩人們即創(chuàng)作了一大批閃耀著時代光芒的愛國詩篇。以呂本中為例，其《城中紀事》、《懷京師》、《兵亂寓小巷中作》等詩，即皆為這方面的優(yōu)秀之作，而被方回在《瀛奎律髓》中稱贊為“皆佳句也”的組詩《兵亂后雜詩》[17]，則更為呂本中愛國詩篇中的精品。這組詩是在金兵攻陷汴京，徽宗、欽宗父子被擄北去，作者回到故都時而作。全組詩不僅揭露了金兵攻入汴京后的種種罪行，而且還直斥權(quán)臣為“誤國賊”，是作者愛國思想的充分反映。類此者，尚有陳與義《題繼組蟠室三首》、《雨中再賦海山樓詩》、《傷春》、《雷雨行》、《挽詞》、《次韻尹潛感懷》，劉子翚《望京謠》、《諭俗十二首》、《汴京紀事》，楊萬里《過瓜州鎮(zhèn)》、《初入淮河四絕句》，以及范成大“出使金國”七十二絕句等。這些詩篇，或述寫詩人對金兵入侵的憤恨，或抒發(fā)作者對故國的懷念，等等，均因具有深刻的政治歷史內(nèi)容，而為時人與后人所稱道。而陸游所創(chuàng)作的大量愛國詩篇，則更為這一詩派增添了無限的光輝。作為“中興四大詩人”之一的陸游，其一生既曾“平生鐵石心，忘家思報國”，又希望“猶當出作李西平，手梟逆賊清舊京”，并因此而寫下了數(shù)以百計的愛國詩篇。正因此，梁啟超即在《讀陸放翁集》一詩中以“集中十九從軍樂，亙古男兒一放翁”一聯(lián)，對陸游其人其詩進行了高度評價。陸游的愛國詩篇，如《關(guān)山月》、《樓上醉書》、《書憤》、《胡無人》、《大風登城》、《聞武均州報已復西京》、《追憶征西幕中舊事》、《秋夜將曉出籬門迎涼有感》、《客從城中來》、《登賞心亭》、《長歌行》、《追感往事》等，不僅皆具激昂悲憤、氣壯山河之特點，而且在充分表達詩人北上抗金、收復中原決心的同時，還多角度地反映了淪陷區(qū)人民渴望統(tǒng)一國土的強烈愿望，因之成為了南宋愛國詩派中的時代最強音。

在南宋152年（1127—1279）的政權(quán)變遷史上，針對盤踞于長江以北的金兵，曾經(jīng)有過兩次重要的軍事行動，此即宋孝宗時期的“隆興北伐”與宋寧宗時期的“開禧北伐”，但其最后均以“議和”（實際上是失?。┒娼Y(jié)束。特別是“開禧北伐”的失敗，不僅對南宋的主戰(zhàn)派以沉痛打擊，使其收復中原失地的信心幾乎喪失殆盡，而且也使得當時大批的文人志士整日于消沉中討生活。因之，南宋愛國詩派中的那些激昂人心與意志的時代強音之作，即逐漸為具有哀婉與悲怨特點的詩篇所替代，以至于最終變?yōu)榱似鄥柋瘣淼耐鰢?。而永嘉四靈詩派與江湖詩派，則正是形成于這種時局背景下的兩個詩派。

“永嘉四靈”是指今浙江溫州人徐照（字靈暉）、徐璣（字靈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靈秀）四位詩人，從葉適《水心文集·題劉潛夫南岳詩稿》一文中的“皆號四靈”可知，“四靈”為其自稱。此四人不僅詩風相近，旨趣相投，而且受鄉(xiāng)人潘檉宗唐的影響，皆以中、晚唐詩人為師學對象，并在當時得到了永嘉學派宗主葉適的大力稱贊，從而使得“四靈”之名達到了“天下莫不聞”的程度，對此，趙汝回《薛師石<瓜廬詩>序》已曾記載，茲不具引?！八撵`”中的徐璣（1162—1214）與趙師秀（1170—1219）曾為下級官吏，徐照（？—1211）與翁卷（？—1243？）則以布衣終身，所以，在他們的一生之中，幾乎不曾有官場上的吏事紛擾，因而得以專心于詩歌的創(chuàng)作。四人的宗唐，尤專注于賈島與姚合的五律，這從趙師秀選二人201首詩（其中賈島81首、姚合120首）編為《二妙集》、選劉長卿等76人的五律（少許七律）編為《眾妙集》之舉措，即略可獲知?！八撵`”作為一個繼江西詩派之后?！白魈圃娬摺保ㄍ蹙b《薛瓜廬墓志銘》）的詩派，由于深感恢復中原無望，故而其詩歌主要在于抒寫個人的感受與情思，以及對日常生活與行旅風光的描繪，而于社會現(xiàn)實涉及者無多。所以從總的方面講，永嘉四靈詩派在當時雖然影響甚眾，但深廣的社會內(nèi)容與時代的風云之氣，卻幾乎與其詩歌毫無關(guān)聯(lián)。但盡管如此，一個值得注意的文學史事實是：“四靈詩影響推廣，即成為了江湖派。”[18]即江湖詩派的形成，乃是因四靈詩派的影響所致。此則表明，這兩個詩派的關(guān)系是極為密切的。

江湖詩派是一個“介于官僚與農(nóng)工商之間”[19]的詩人群體，并因書商陳起所編刻的《江湖集》而得名。據(jù)張瑞君《南宋江湖派研究》的考察，這一詩派共有詩家118人[20]，其中影響較大且有詩集傳世者77人，其人數(shù)之眾，為有宋一代詩派所少有，其活動的時間范圍，上自宋寧宗時期（1195—1208），下迄宋末（1279），前后約100年左右。江湖詩派雖然因四靈詩派的影響而形成，且有不少詩人與“四靈”過從甚密，但這兩個詩派卻是頗具區(qū)別的，其中的最大不同點在于，江湖詩派中的大部分詩人雖身在江湖，卻心系天下，因而創(chuàng)作出了一系列憂國憂民之作。如劉克莊《運糧行》、《開糧行》、《苦寒行》、《筑城行》、《軍中樂》、《感昔》、《開壕行》、《國殤行》、《北來人》，戴復古《織婦嘆》、《頻酌淮河水》、《江陰浮遠堂》、《靈壁石歌》、《淮上寄趙茂石》、《阿奇晬日》《庚子薦饑》，方岳《農(nóng)謠》、《三虎行》、《山莊書事》，以及劉過《夜思中原》、、毛珝《甲午江行》、周文璞《劍客行》、趙汝鐩《耕織嘆》、葉紹翁《題鄂王墓》、樂雷發(fā)《時事》等詩，即皆為其例。這些詩篇，或表達作者對中原淪陷的憤慨，或于國勢不振表示擔憂，或?qū)γ裆部嘤枰陨钋嘘P(guān)注等，均因具有很強的社會現(xiàn)實性，而可與陸游的《關(guān)山月》等作并讀。但遺憾的是，在江湖詩派數(shù)以千計的詩歌中，類似之作的比例卻甚為有限，即其更多的乃是一些“翡翠蘭苕”（杜甫《戲為六絕句》語）之類的作品，對此，王士禛《帶經(jīng)堂詩話》已曾指出，其云：“南宋詩小集二十八家，黃俞邰鈔自宋刻，所謂江湖詩也。大概規(guī)橅晚唐，調(diào)多低下?！庇衷疲骸扳哦嗄M‘四靈’，家數(shù)小，氣格卑，風氣日下，非復紹興、乾道之舊，無論東京盛時，可一慨也。”[21]僅此，即可見出江湖詩派的“翡翠蘭苕”詩作之一斑。

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即蒙古改國號為“大元”后的第五年，元兵攻入臨安，恭帝投降。三年后的公元1279年，逃至厓山（今廣東新會）的宋軍戰(zhàn)敗，陸秀夫負幼帝趙昺投海，南宋宣告徹底滅亡。而詩歌創(chuàng)作活動主要表現(xiàn)在宋、元易代之際的一批詩人，即被稱為宋末遺民詩派。據(jù)統(tǒng)計，這個詩派的詩人有近400人之多，具有代表性的詩人則為文天祥、汪元量、謝翱、林景熙、謝枋得、鄭思肖、杜本等。這個詩派的成員既多，創(chuàng)作亦盛，宗黃羲所謂“文章之盛，莫盛于亡宋之日”（《謝翱年譜游錄注序》）者，所指即此。而錢謙益在《胡致果詩序》一文中，亦持有同樣的認識：“宋之亡也，其詩稱盛。”（《有學集》卷十八）這個詩派中的詩人，實際上是由宋末兩大詩人群體所構(gòu)成，即一為仕宦類詩人，如文天祥、汪元量、謝翱等；一為隱逸類詩人，如連文鳳、東必曾、劉蒙山等。其中，文天祥、汪元量、謝翱、林景熙、謝枋得等仕宦類詩人，則為這個詩派的中堅與勁旅。在面對著蒙元大軍壓境、宋室崩潰在即的社會現(xiàn)實，他們一方面投身于抗元的戰(zhàn)斗行列（如文天祥、謝翱），一方面則以杜甫其人其詩為師學對象，寫出了一系列充滿著愛國精神與忠義慷慨之氣的佳構(gòu)，如文天祥《正氣歌》、《揚子江》、《常州》、《過零丁洋》、《紀事》、《言志》、《使北》、《金陵驛》，汪元量《湖州歌》（98首）、《越州歌》（20首）、《醉歌》（10首）等作，即獲得了時人與后人的多方面好評，甚至被稱譽為“易代之際的戰(zhàn)歌與悲歌”[22]。

三、理學詩派：道與詩的結(jié)合

趙宋自開國以來，為了對中央集權(quán)政治的鞏固與強化，除在政治方面強調(diào)“正統(tǒng)”外，還分別在思想上強調(diào)“道統(tǒng)”，在文學上強調(diào)“文統(tǒng)”，而理學家正是以繼承孔、孟道統(tǒng)而自居的，所以，其很快就成為了宋代上層建筑（思想領(lǐng)域）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謂“理學”，就是《宋史·道學傳》中的“道學”，也即西方學者所稱道的“新儒學”，其核心是對“道”、“器”、“性”、“命”等重要哲學命題進行討論，也即以本體論、心性論、認識論為主要研究對象，并由此形成了一種具有“宋學”主體特質(zhì)的學問，一種適應(yīng)于趙宋王朝統(tǒng)一與發(fā)展的學術(shù)思潮。因之，在宋代哲學史，便出現(xiàn)了一批專以“理學”為研究對象，并以提升人格與立德成圣為終極旨歸的理學家，如“宋初三先生”、“北宋五子”等，即皆為當時理學界的聞人。同時，這些理學家又各以其非凡的才華，涉足于文學的相關(guān)領(lǐng)域，并在詩歌創(chuàng)作方面頗有建樹，以至于留下了一大批具有“哲理”與“理趣”色彩的優(yōu)秀之作。于是，由理學家而理學詩，也就有了理學詩派。理學詩派在宋代的誕生與形成，不僅是宋代詩派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在中國詩歌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因為其所代表的是理學在趙宋之際的日益興盛發(fā)達，以及理學與文學在這一時期的相互作用與相互融合。所以，從文學史的角度講，宋代的理學詩，不僅記錄了理學派詩人對于人性、自然、天體、物理等方面的領(lǐng)悟與認識，更為重要的是擴大了宋詩的題材范圍，豐富了宋詩的表現(xiàn)領(lǐng)域，使得繁花似錦的宋詩更加光彩奪目。

北宋是理學詩派發(fā)展的初創(chuàng)期。開北宋理學詩創(chuàng)作先河的詩人，是“以師道明正學”的“宋初三先生”，即孫復、胡瑗、石介三人，而理學派的代表詩人，則為“北宋五子”中的邵雍、周敦頤、張載、程顥（“二程”中的程頤實際存詩只有6首，故其雖在“五子”之列，而不能稱為代表詩人）四人。其中，邵雍又因其《伊川擊壤集》（存詩1500馀首）為文學史上的第一部理學詩集，而成為了理學詩派的開山祖師。正因此，又有將“宋初三先生”與“北宋五子”合稱為“擊壤派”（理學詩派之一宗）者。邵雍之詩，由于其“理學”的特質(zhì)與“理趣”的審美特性等原因，而被嚴羽在《滄浪詩話》中稱為“邵康節(jié)體”，這既是對其理學詩成就的充分肯定，又是對“擊壤派”的一種最佳認同。理學詩派之詩雖然以表現(xiàn)儒家義理為第一要義，但也不乏平淡清新之作，如邵雍《安樂窩》、《小車吟》、《閑適吟》等詩，以及周敦頤《題春晚》、張載《絕句二首》等，即皆為這方面的代表作。

理學詩派由北宋而南宋，不僅得到了發(fā)展與光大，而且較之北宋更為繁榮昌盛。這一時期重要的理學詩人，主要有朱熹、陸九淵、呂祖謙、張栻、真德秀、魏了翁，此外還有所謂的“南劍三先生”（楊時、羅從彥、李侗）、“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等。其中，與呂祖謙、張栻并稱為“東南三賢”的朱熹，既是北、南兩宋理學的集大成者，又是理學詩派中成就最高的一位詩人，對此，莫礪鋒《朱熹文學研究》第二章已言之甚詳。相對于北宋的“擊壤派”詩人而言，南宋的理學家詩人除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理學詩外（如《全宋詩》著錄朱熹詩1300多首，陸九淵詩30首，呂祖謙詩100多首，張栻詩500多首，真德秀詩130多首，魏了翁詩880多首，即可見一斑），還于理學詩的繁榮與發(fā)展作出了另外一個方面的重要貢獻，即編選了理學詩史上的第一部理學詩總集《濂洛風雅》。此書的編選者為“北山四先生”之一的金履祥，凡六卷，共收錄了48位理學詩人的約420首理學詩，并附有“濂洛詩派圖”，其最大的特點在于，自“是編出，而道學之詩與詩人之詩千秋楚越矣”[23]。于是，宋詩史上的“濂洛詩派”與“道學之詩”的稱謂，即皆因此而始。而在此之前，理學家真德秀還曾以“理學義理”為標準，編選了一部以詩、文為代表之作的《文章正宗》（凡二十卷，分辭令、議論、敘事、詩歌四類），并于“綱目”之“詩賦”類條下，從理論的角度對“義理”進行了闡述，有助于時人與后人對理學詩中“義理”的認識與把握。

理學詩派詩人雖然具有道學家與詩人的雙重身份，且在詩與道的關(guān)系上認為道在詩之先，即認為“詩其馀事”（方回《送羅壽可序》），并推出了一批闡說義理的詩篇，但其作為文學史而不是哲學史上的一個詩歌流派，卻更多的是創(chuàng)作出了一系列具有形象生動鮮明、理趣盎然特點的“亦情亦景”之作。由于受理學詩派的影響，有宋一代的諸多仕宦類詩人，如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軾、秦觀、蘇庭堅、陳師道、陳與義、楊萬里、葉夢得、趙師秀等，不僅都加入到了這一創(chuàng)作行列，而且還推出了許多充滿理趣色彩的哲理詩[24]，從而使得宋人在“詳唐人之所略”（繆鉞《論宋詩》語）方面，更為“充實密栗”。

四、不同的背景與共同的創(chuàng)作

一般來說，文學史上的文學流派，主要存在著兩種情況，或者說為兩種類型，一種為自覺的文學流派，一種為非自覺的文學流派，前者是一種“有組織、有綱領(lǐng)、有創(chuàng)作實踐的作家集合體”，后者則主要是由作家“創(chuàng)作風格相近而形成的派別”。（《中國大百科全書·文學流派》）因此，又有將后者稱之為“特定的文學流派”的。以此為據(jù)，可知包括理學詩派在內(nèi)的宋代11個詩派，基本上都屬于前者，即其均屬于“自覺的詩歌流派”之列，也就是一種“有組織、有綱領(lǐng)、有創(chuàng)作實踐的作家集合體”。僅就這一方面言，宋代詩派之于唐代詩派乃是大有區(qū)別的，這是因為，唐代的詩派幾乎都是由“創(chuàng)作風格相近而形成的”一些詩歌派別，如王孟詩派（山水田園詩派）、高岑詩派（邊塞詩派）、韓孟詩派、元白詩派等，即無不如此。由非自覺的詩派向自覺的詩派發(fā)展，是詩派漸趨成熟的一個重要標志，所以，自宋代詩派始，文學史上非自覺的詩派即逐漸為自覺的詩派所替代。

任何詩派的誕生、形成與確立，都是與當時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相關(guān)聯(lián)的，而以上所論及的宋代11個詩派，即無不如此。北宋時期的江西詩派等六個詩派，之所以皆因宗唐而崛起，關(guān)鍵就在于當時的典章制度、文化學術(shù)等大背景，幾乎均與李唐關(guān)系密切。關(guān)于北宋的典章制度與李唐典章制度之間的關(guān)系，元人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至卷一七三之“田賦考”、“錢幣考”、“戶口考”、“職役考”、“征榷考”、“市糴考”、“國用考”、“選舉考”、“學?？肌?、“職官考”、“郊社考”、“宗廟考”、“王禮考”、“兵考”、“刑考”等15考，已足資參考。而文化學術(shù)方面，僅就對唐人詩文集的整理而言，便極具典型性與代表性。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北宋參與編輯整理唐人別集的詩人與學者，主要有柳開、穆修、曾鞏、歐陽修、孫僅、蘇舜欽、劉敞、王安石、樂史、宋敏求、留元剛、沈侯、王欽臣、王琪、韓琮、王洙、王彥輔、沈晦、趙顏清、洪適、胡如塤等數(shù)十人之多，而著名的《唐文粹》、《文苑英華》、《太平廣記》、《唐省試詩集》等以唐人詩文為主的大型文集總集，也編纂于是時。這些事實表明，在北宋期間，一場以詩人、學者為主的對唐人詩文集進行編輯整理的文化之戰(zhàn)，即因此正式拉開了大幕。受其影響，在中國學術(shù)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千家注杜”也因此而肇始，而“天下以杜甫為師”的師學局面，則亦因此而形成[25]。正因此，活躍于北宋的各種詩派，其詩人詩作即無不打上了這道“宗唐”的時代烙印，對此，從一部《全宋詩》的前25冊（卷—至卷一四八○）中即可準確獲知。

同時，北宋又是一個在中國思想史上學術(shù)思想相當活躍的時代，因之，傳統(tǒng)的儒學為了適應(yīng)這種新形勢的發(fā)展需要，在對外來文化（佛教）與本土文化（道教）中的某些精華因子進行整合之后，以一種全新的哲學思潮面目出現(xiàn)。于是，理學，理學家，理學詩，理學詩派，即皆因此而肇始而誕生，且在其發(fā)展的過程中，高潮迭起，蔚為壯觀。理學家雖然以研究主體論、心性論、認識論為主，但他們也并非生活于社會現(xiàn)實之外的一批“哲人”，更何況，他們的理學思想、理學主張也需借助詩歌的形式進行宣揚，所以理學家的很能多詩歌大都是與現(xiàn)實相關(guān)聯(lián)的。以朱熹為例，其集中的《感事書懷十六韻》、《次子有聞捷韻四首》、《聞二十八日報喜而成詩七首》、《杉木長澗四首》等詩，即皆為詩人關(guān)心國家大事與民生疾苦的代表作。如《次子有聞捷韻四首》：“神州荊棘欲成林，霜露凄凄感圣心。故老幾人今好在，壺漿爭聽鼓鼙聲。（其一）殺氣先歸江上林，貔貅百萬想同心。明朝滅盡天驕子，南北東西盡好音。（其二）孤臣殘疾臥空林，不奈憂時一寸心。誰遣捷書來蓽戶，真同百蜇聽雷聲。（其三）胡命須臾兔走林，驕豪無復向來心。莫煩王旅追窮寇，鶴唳風聲盡好音。（其四）”作為步人原韻的組詩，這四首詩寫得氣勢雄健，激情澎湃，不僅和盤托出了詩人對淪陷區(qū)人民的關(guān)注之情，而且對宋軍盡快收復中原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僅此即可表明，理學派詩人是并非終日在“道學”中討生活的。面對著“靖康恥”的社會現(xiàn)實，南宋愛國詩派的詩人們更是首當其沖，創(chuàng)作出了大批悲憤激昂、氣壯山河之作；而以文天祥、汪元量為代表的一批遺民詩人，則在國破家亡之際，用其青春與生命寫下了一系列愛國主義詩篇。二者的前后相續(xù)，互為呼應(yīng)，使得“易代之際的戰(zhàn)歌與悲歌”更具風采與特色。

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由北宋而南宋的政權(quán)變遷之中，導致這兩個時期詩派誕生與形成的原因雖然有別，但一點卻是相同的，這就是對唐人唐詩的推崇與師學。即是說，本節(jié)所論及的11個詩派，無論是北宋的江西詩派抑或南宋的愛國詩派、遺民詩派等，宗唐始終貫穿其中，即使如理學詩派也不例外。北宋各詩派的宗唐已如上述。南宋各學詩派在宗唐方面，較之北宋的蘇詩派、江西詩派等而言，不僅毫不遜色，而且過之而無不及，這從南宋愛國詩派的核心為“詩史詩派”，陸游等“中興四大詩人”對“詩史”的極力尊崇與贊賞，以及文天祥于獄中所作《和杜集》200首等文學史事實中，即可獲知其大概。理學派詩人如朱熹，不僅力主宗唐，而且特別推尊杜甫詩歌，其《答劉子澄書》中的“古樂府及杜子美詩，意思好，可取者多”云云，即為明證。不獨如此，朱熹還于其詩中多次模仿杜詩的句法，甚至是化用杜甫詩句，對此，莫礪鋒《朱熹文學研究》第二章已有專論，讀者自可參看。而此，即成為了宋代諸詩派成因中的異中之同。